王弼（226—249），字輔嗣，山陽高平（今山東鄒城、微山一帶）人，三國曹魏時期的思想家。出身官宦與藏書世家：其族曾祖為東漢名士王暢，祖上又與「建安七子」王粲一系相連，家藏典籍極富，這使他少年時便能遍覽群書。史載他「幼而察慧，年十餘，好老氏，通辯能言」，很早就以清談知名於京師洛陽。
正始年間（240—249）是魏晉玄學的鼎盛期，王弼與何晏、夏侯玄等同為「正始之音」的代表。何晏見到年少的王弼，曾嘆服其才，稱「後生可畏」。他官位不高，僅任尚書郎，且不擅吏事，一生的分量全在著述。正始十年（249）高平陵之變後不久，王弼因癘疾去世，年僅二十四歲。
他傳世的主要著作是《周易注》《周易略例》《老子注》《老子指略》，另有《論語釋疑》若干條散見於後人徵引。以二十餘歲之年，同時為《易》與《老》兩部最難的典籍立下註釋典範，在中國學術史上幾乎沒有第二例。
王弼的《周易注》只注了《易經》上下篇（六十四卦卦爻辭）與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，《繫辭》《說卦》《序卦》《雜卦》諸傳並未注完，今本所見這部分是東晉韓康伯續補的。後世通行的「王弼注本」，實際上是「王弼注經＋韓康伯注傳」的合本。
體例上他有一個關鍵創舉：把《彖傳》《象傳》《文言》拆開，分別附在相應的卦辭、爻辭之下——這就是所謂「以傳附經」。在此之前經、傳是分開的兩部分；此後讀《易》時卦辭下面緊跟《彖》《象》，爻辭下面緊跟小《象》，成為千餘年來的標準版式。本站每一卦的排版，正是沿用這個結構。
他的注文極簡，往往一二十字便斷一爻，語言清峻，不作繁瑣考證，重在點破「這一爻為什麼吉、為什麼兇」的義理根據。
兩漢易學走的是象數路線：孟喜、京房、鄭玄、虞翻等人以卦氣、納甲、飛伏、互體、卦變、五行、爻辰種種方法解《易》。遇到經文與卦象對不上，就再加一層技術去湊。王弼在《明象》裡直指這條路的病根：一旦「存象忘意」，互體不夠就用卦變，卦變不夠就推五行，「一失其原，巧愈彌甚」——技巧越精，離本義越遠。他主張「得意忘象」：象與言都只是工具，如同捕兔的蹄、捕魚的筌，得兔得魚之後就該放下。這一擊釜底抽薪，結束了漢易越注越繁的困局。
王弼的權威不只在於「破」，更在於「立」。《周易略例》提出了一整套自洽的讀法：《彖傳》總論一卦之體，故一卦必有「主爻」（《明彖》）；爻是應時之變，變生於人情真偽，不可以術數推求（《明爻通變》）；卦是「時」，讀爻須看應、位、承乘、遠近、內外、初上（《明卦適變通爻》）；初、上二爻只是一事的終始，沒有陰陽定位（《辯位》）。這些規則彼此貫通、可以反覆套用到六十四卦，使《易》第一次成為一部可以「講明白」的書，而不是一堆需要祕傳口訣的占驗術。
這是最現實的一條。唐太宗詔孔穎達等修《五經正義》，《周易》一經捨棄鄭玄注而採用王弼（及韓康伯）注為底本，作《周易正義》。《五經正義》是科舉取士的法定教科書，此後士人讀《易》即讀王弼注，一直到清代《十三經注疏》仍是「王弼注、韓康伯注、孔穎達疏」的組合。一部注本被國家考試制度採用一千餘年，其解釋自然成為「標準答案」。孔穎達在《正義》序中評王弼「獨冠古今」，正是官方定調。
王弼之後，凡走義理路線的易學家幾乎都在他的延長線上。北宋程頤作《伊川易傳》，專講義理、不談象數，其以卦爻辭論君臣進退、時位之宜，方法論的源頭正在王弼。朱熹雖然主張《易》本為卜筮之書、力圖恢復象數的一席之地，但《周易本義》仍不能不與王弼注對話。可以說，王弼確立了此後易學「象數／義理」兩大陣營的分界線，而他本人就是義理一派的開山。
王弼的注並非沒有批評。他以《老子》的「以無為本」「執一統眾」解《易》，「復卦」注中「天地以本為心」之說最為顯著。宋儒常譏其「雜於老莊」，清代漢學家如惠棟、張惠言則力主恢復漢易家法，指責王弼盡掃象數是「廢師法」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：正因為他的方法自成系統、義理圓融，批評者也必須先讀懂他才能反駁他。反對的聲音持續了一千多年，卻始終沒有動搖它作為基準文本的地位——這本身就是權威性的證明。
《略例》是王弼為《易》寫的「讀法總綱」，不解釋任何一卦，只講通則，是理解他全部注文的鑰匙。七篇全文的現代漢語白話（附文言對照）已另立專頁 —— 前往《周易略例》。
卦爻注文據《周易註》四庫全書本（維基文庫，公有領域），共 790 條，逐條繫於所屬的卦辭、彖、大象、爻辭或文言之下，並附現代漢語白話。原書中夾雜的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音切（如「直良反」之類）屬六朝人的注音，非王弼原文，已一併剔除。《略例》據本站所存文本，取王弼本文七篇，唐人邢璹的疏解未予收錄。頁面右上角的「王弼注」按鈕可隨時隱藏或顯示各卦頁中的注文欄。